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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苦难与时光的姿势——记北京知青网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联谊会

2009-01-19 17:31:17  作者：张杰  来源：世界华人周刊

天下知青一家亲

    2008年12月19日，北京知青网在玉泉营南的北京热带雨林酒店举办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活动。据北京知青网不完全统计，来自北京各地知青共62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参加人员爆满的场面大有40年前上山下乡时的激情，仿佛再现了一代知青激情豪迈的历史场景。到达纪念活动现场时，热带雨林酒店的服务员告诉我：知青纪念活动现场已因人满为患不再接待来宾了。我辗转找到北京知青网站长兼总编姜成武先生，才得以参加此次活动。姜成武先生祖籍北京昌平，出生在西城区。1969年从北京第42中学到吉林镇赉县上山下乡插队7年，后被抽调到石油部管道局所属的部门工作。1984年回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制呢厂、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编辑部工作。1996年下海至今。2006年7月，自费筹办“北京知青网”，为北京和全国的知青，建立了一个自由交流沟通的平台。
    具有热带雨林风格的大约一千多平方米大厅座无虚席，我只好在异常拥挤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艰难前行。这样的场面让我感到吃惊和陌生，这种已经与眼下时代有所不同的另一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在这里全部清晰地呈现出来。这种直率、自我很强的表达方式，虽然让人感到有些不能适应，但仿佛是将历史的一角掀开，在这里呈现出它真实的一页。如同一座岛屿一样，一下浮现在历史海面上，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张张清晰面孔，现在以集体的方式呈现。只有通过特有的历史方式，才能使这个群体真实的面目呈现出来——掩藏於一个时代精神与社会整体性框架下的集体人格，此时以一个个个体的形式展现，历尽人生沧桑而精神饱满的面孔，除了给人以一种意外之外，便是一种震撼力——整体的震撼力以个体的方式近距离呈现，的确有一种令人猝不及防的力量。这是一种群体人格的个体化展现，力量来自原初整体性人格的具体化。
    知青作为一个整体性概念，原来一直是以整体方式存在，作为个体是他们的另一种真实。这是一个被各种媒体符号化的群体。人们对这种忽然呈现的历史画面会明显感到一种来自精神上的不适应。真实的现场感给人以强烈的冲击，甚至让人很难将他们与原来以想像或者被输灌的整体形象联系起来——陌生感来自传说与真实的距离感、扭曲感。我一边艰难前行，一边努力调整着自己的既定思维，但依然很难在大脑里与真实的他们对接起来，这种强烈的不适应感让我觉得如此难以接受。这个以符号化方式被解构的社会群体，却被社会以整体性方式给忽略掉了。这个群体看上去是存在的，但似乎是一种被媒体制造出来的伪存在，那是一种和真实的他们无关的存在。在这个伪存在的概念之下，掩藏着一张张真实的面孔。正如处於当年在热火朝天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社会政治性意义之下，他们的真实生活却要以最美好的青春岁月和艰辛生活为支撑一样：历史像一头怪兽，吞下嚼碎一种真实，然后吐出另一种历史真实的碎片。
在以个体方式呈现的知青群体中行走，我看到一种类似路标性质的东西，即摆在每张餐桌上的标牌，上面写着：山西、陕西、内蒙、黑龙江、云南等全国各边远地区的区域名称。它们错综地排列於座席之间，组成一条条曲折的历史曲线，像人生的线路图一样，标识着当年一条条曲折的知青行程。这些路标似的座牌淹没於人群之中，像当年的红色山河淹没在群情激荡的人群中一样。而当年那些热血青年，现在已经两鬓苍苍，每一个人都像一座历史的雕塑一样。他们每个人都按原先插队的秩序围坐在一起，叙说往事历史，沧桑变幻后的现实，以及瞻望心目中的未来。他们聚在一起娓娓交谈，像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议论家事。昨日的激情澎湃变成了眼下的理性与冷静，仿佛经过大浪淘沙之后赋於他们以黄金般的生命质地。但不变的是他们的理想主义、革命道德意识和高尚的人生信仰，这是让他们真正聚集在一起的真正原因，让他们具有了某种类似家庭特性一般的因素。一群本来素不相识的青年，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一个原本不知道名字的地方，他们的命运就这样被改写了。在艰难岁月中经受磨砺渐渐形成的精神特征，在他们内心深处建立了一种类似精神血缘般的亲近感。一个曾经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知青点插队的群体，即使身处天涯海角，只要报出自己的身份，他们都会立刻像一家人一样亲热起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命运，拥有一个共同的话题。果然，后来我和几个找不到座位的知青，同另外几个当年地点迥异的知青坐在一起，几句简单的介绍之后，他们便立刻像一家人一样亲切交流，而且是一种无需更多语言介绍的深层精神交流。这种精神上的统一和默契，对这个消费的时代精神来说，的确是一幅陌生的精神景观。这时我的大脑里立刻蹦出一句话：天下知青是一家。这让我明白，四十年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运动，不仅让他们身体位移到全国各地，而且塑造了一种典型的群体性精神特征。此后，他们凭借这种类似血缘关系的精神特征，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精神情感血亲。这或许可以称为那场史无前例、消耗大量青春能量的社会灾难性运动，为这个群体所能够带来的惟一副产品性质的精神慰藉，只不过其代价有些过於巨大而已。
    场面正中舞台上方：横幅：北京知青网纪念上山下乡四十周年联谊会。上联：回忆往昔青春无悔铸造知青史诗；下联：瞻望未来真情燃烧力助中华腾飞。两联中间是毛泽东头像和革命青年的画面，上写：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整个画面以红色为背景，周围大小排列着二十二幅北京知青当年插队时的黑白照片，极具视觉冲击力，让人仿佛一下来到了红色革命年代。

中国式乌托邦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了。短短几年时间，全国1700多万城市中学生以响应号召的方式分批被下放到了农村，开始了为期不等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生命最重要的人生历程。后来，通过各种渠道，知青们历尽艰辛回到了自己的城市，但也有一部分知青永远生活在自己的知青点上。人生的命运就这样被修改了轨迹，同时被修改的是中国的命运。毛泽东此前曾对知识青年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抓住青年就是抓住明天，这或许是那场社会运动注定要发生在学生身上的原因之一。
    前来参加活动的凤杰先生见出生於六十年代的我对知青群体感兴趣，便热情地对我聊起自己对於知青现象的看法。凤杰先生17岁插队到延安，4年后招工到陕西鼓风机厂当铆工，8年后到河北怀来一基部试验厂军改车间，1985年落实知青政策后回到北京，在中国物资信息中心，负责计算机软件开发和信息管理工作。他认为知青群体的产生是毛泽东作为诗人浪漫主义情怀的产物。他们这些当年正处於人生理想主义阶段的知青从心理上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虽然历经艰辛磨难，但也养成了一种牢固的理念，即多做建设性的事情，不做破坏性的事情。虽然从凤杰先生身上能够看出许多人生感慨，但依然可以觉察到属於他们这一代人的浪漫主义情怀，以及这种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和形成某种人生理性与现实的思考过程。凤杰先生虽然属於温和含蓄的性格，但其背后却蕴藏着对知青岁月的深情。他对於这个时代对於知青的看法有着一种不易觉察的敏感，这是那个时代所赋於他们的性格特征之一。因为和千千万万同龄人一样，那个时代保留着他们的青春热血和对世界最纯真的想像和向往。他们把诗一般的年华留在了一个陌生偏僻贫困却令他们终生难以忘怀的地方，甚至把人生的梦永远留在了那个时代。我想这也许是很多和凤杰先生持相同观点的知青一样，把当年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认同或者部分认同为毛泽东作为诗人的浪漫主义，而把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想像为巨大诗意空间的原因之一。整个世界被一种红色革命意象所控制，显现为一种中国特色的乌托邦形态。虽然这个乌托邦破灭了，但理想作为他们人性的一部分却永远都不会破灭，他们依然坚信青春的梦想。和凤杰先生在一起的吴援朝先生，则把这种社会和个人理想描述为最听党的话，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经历：“毛主席教导知识青年要关心国家大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下乡插队；珍宝岛事件之后，毛主席说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知识青年要备战备荒为人民——当兵参军了；后来国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下海做生意了。”
    我看到过同样作为知青的著名诗人郭路生（笔名食指），1968年写的一首叫做《相信未来》的诗歌。我觉得它形象地写出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知青的集体精神特征，这首诗和另一首叫做《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的诗歌，曾在全国各地知青中间广为传抄，它们以手抄本的形式表达了一种知青生活与理想的基本信念，是一种高度的形象化浓缩——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此前，我还听到过关於知青的另一个版本的说法：上山下乡运动并非仅仅出於毛泽东的诗人气质，而是与社会政治现实有关。当时在军队控制下的红卫兵运动愈演愈烈，使整个社会处於一种动荡状态之中。富有理想主义激情和活力的知识青年成为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焦点，即如何解决知识青年高涨的革命理想和丰富的生命能量成了首要解决的问题。於是，1700多万知识青年被分散到全国各个角落，一场富有声势的社会运动便以知青的集体下乡运动所取代了，千万个热血生命仿佛转眼便销声匿迹了。但不可否定的是，尽管其后知青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他们的理想主义特点和精神气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说上山下乡运动改变了知青们的人生命运，但并没有彻底改变他们的精神气质及这种气质所带来的精神追求，集体的浪漫主义和理想是他们的整体性格特征和生命基调。其后，他们渐渐学会用在社会严酷现实养成的理性来思想和分辨这个属於他们却把他们抛弃的世界，养成了属於这个群体的理性精神特征。从此方面来说，顾城后来写的一首叫做《一代人》的诗歌，或多或少反映了在社会运动中不断反思自己和社会现实的整体心理——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而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费正清，对这场中国式的乌托邦社会运动，在他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中却只有一行没有诗意色彩的描述：“1968年秋天毛泽东解散红卫兵，包括前红卫兵战士在内的几百万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

辛苦我一个　幸福千万人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他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於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郭路生，笔名食指：《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1968年12月20日）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所表达和纪录的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它的支点是毛泽东发出号召之后的北京车站。此后，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有一列满载着流着激动的泪水、胸戴大红朵的知青的列车，从北京站开出把他们运到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四面八方。每天这里送行的场面异常而热烈，离别的拥抱和眼泪、革命的理想与未卜的前途、高涨的激情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仿佛让他们感觉到了什么，但真切感受到这种感觉的实质，却需要他们在今后漫长的时间里慢慢品尝，最后一丝人性的光芒淹没在一阵高过一阵的口号声。因为过於拥挤，在震耳欲聋的锣鼓声中，有人甚至从车窗里爬进那列改变他们命运的绿色列车。
    诗人在这里以高度的概括力和敏锐感知力，记下了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北京知青都熟知的场面，并且永远留存在记忆里。他们离开北京，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将是与他们的理想或想像迥然不同的现实，革命理想将在不久之后被现实撞击得粉碎。当时他们像诗人一样敏锐的直觉里或许有一丝惊恐不安，但很快便被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所冲淡了。他们不知道命运在遥远的地方张开了它们的罗网。他们至今大都能清楚得记得自己插队前北京最后的模样，因为那或许是这个世界给予他们的最后一个值得终生保存的记忆——以后他们将凭着记忆度过一生，他们的记忆将永远与此有关。随着知青的下乡渐近尾声，一场仿佛有着巨大生命力的戏剧瞬间落幕，整个大地一下寂静下来，戏剧的主角被推到遥远得黑夜的边缘，这首诗仿佛记下了最后一串属於他们的真实心跳。此后，在全国各个知青点，它在知青中间被广泛传抄，手抄本遍布一张张真实呈现后的面孔中间。这些面孔将逐渐懂得革命激情的代价，以及自己到底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不过，也许如他们至今都不承认自己像被母亲抛弃一样，尽管他们匆忙之中紧紧抓住的双手空无一物，像一场噩梦一样在以后的日子被渐渐展开。
    高先生1969下乡插队延安时只有16岁，一直到20年后的1989年才因为符合一条知青回城的政策回到北京。他向我讲述了在自己插队后不久因为想家而扒火车差点丧命的经历，最后幸亏一个家里同样有着知青儿子的列车工作人员的指点才幸免於难。我正要拿出录音笔把他的讲述录下来，他和旁边的人都紧张起来，很显然他们还保留着那个年代的政治敏感性和警惕性。我只好把录音笔放回去。高先生说他的经历都写成了文章发在北京知青网，让我到那里去看，并且告诉了我他的网名。在北京知青网上我读到了他的文章：
当天晚上我回到家里后，一家人都是又惊又喜，连忙给我打洗脸水，做饭的去给我做了一锅炝锅挂面，害怕我不够吃就又到外面的饭馆买回来五个二两粮票六分钱的大火烧，等我洗漱完后就开始大吃一通。家里人们都在看着我狼吞虎咽的狂吃，眼睛里流下了泪水。
    陈卫东女士看上去不到四十岁，其实她是1968下乡的知青，已是年过半百的年龄。她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插队第一年年终，她们那个点上的知青们把辛苦劳动一年分到的肉和白面凑在一起包饺子。因为大家此前都是在家没有做过任何家务活的十六、七岁的青年，不知道怎样包饺子，他们便按照想像去做。饺子做得特别大，皮特别薄，最后饺子包好了放到锅里去，一锅饺子变成了一锅饺子汤。一帮青年围着锅抱成一团大哭一场。陈女士现在很乐观，仿佛从她身上看不到往日生活的任何磨难。她说自己刚从一场与绝症的斗争中出来。她笑着对我们说：“如果没有知青经历，得这种病会被吓死。”她说是知青经历让她战胜了病魔，学会了笑对人生。
    旁边的另一位女士告诉我，她认为是知青缓解了一场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在纪念活动现场，和许多知青交流，大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当年知青大体有如下几个特点：1、出身不好；2、个人政治压力原因；3、在家因贫穷而生活无望；4、政治动员。对於知青运动本身，他们认为这场运动是让他们吃了很多苦。但正是因为吃了很多苦，反而让他们更能忍受生活中的各种苦难，在现实中保持一种积极正常的健康心态，对於他们来说是一件有利有弊的事件。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北京知青艺术团这个由北京知青网自发组织的艺术团体的演出，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它的一幕幕精彩的节目演出，仿佛让知青们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现场不断暴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采声。
    不知什么时候知青艺术团的演出已经结束了，而正当我们聊得很好时，舞台上不知是谁走上去唱了一首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也许这首歌勾起了他们的回忆或者引起了共鸣，於是整个现场开始响起了一种整齐的歌声。他们激情高昂地唱这首叫做《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歌曲，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在此之前，身边的凤杰和吴援朝先生几次起身到舞台那里去和朋友们在舞台上合影留念，而舞台上自始至终都有人在拍照，或者歌唱，一刻都没有静下来。后来，在北京知青网论坛上，我看到那些发上去的照片，有很多人在合影里找到了他们失散多年的同学或者插队战友，纪念活动仿佛在网站得到了延续。
   可以想象，时隔多年之后的相聚让当年的知青们如何激动万分，而且他们已经学会把这种激情更多地压在心底，他们学会了珍惜生活和记忆。这些与自己插队点阔别多年的知青，回城经过工作生活调整之后，大都重又回到过自己曾经留下青春痕迹的地方。他们回去看那里的乡亲和山水树木，他们说那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故乡。他们把自己一生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那里，并且和那里的乡亲结下了亲人一般的情意。那是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地方，贫瘠的土地收留了一颗颗孤独不解的心灵。陈卫东女士说她已经多次回到插队的地方，她们的重新聚会是如此高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她觉得那种纯真的感情在这个现实世界却再也找不到了，而只有回到那里才可以找得到，那里收藏着她们的梦想，是知青的根。徐女士说，虽然那里特别苦，但是多少年了，还是想那儿，很多次梦见自己回到了那儿。她说去年回去看那些乡亲，一进门大家就抱在一起痛哭一场，不需要任何语言。历经人生欢聚离合的闫先生有些感慨地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别为名所累，别为利所害。面向未来，快乐生活，健康生活。”这是一种得到在场知青普遍赞成的人生观。
    在聚会现场，我得到了一本叫做《当我们50岁之后——写给50年代出生和成长的一代人》的书，作者是笔名叫做沈哲的王国全先生。这个16岁到山西插队10年的知青后来以考入大学的办法离开了插队的地方，现为大学教授。他在这本书里说：“过去的风风雨雨，我们走过来了；在那么艰辛地境遇中，我们都执著地相信未来。在今天，我们对於未来更应该拥有信心，坦然自信走向未来。”像那首《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与》一样，这种态度代表了知青在当今社会环境下的一种基本现实心态。
    让我感动的是另一个细节：当我询问一个老人的知青经历时，他仿佛感到了语言的多余和无力，悄悄拿出两张DVD碟片，像送一件珍贵的礼物一样把它们送给我。我回去打开一看，立刻被里面的画面和情感震撼了：那是一个知青两次回到阔别已久插队点的纪录。他说他已经无法离开那里，像上面的徐女士一样他也是许多次在梦里回到那里。他告诉我，每年他们都要回去两三次。这位老人同样是在十六、七岁离开家，到蒙古一个叫做乌珠穆沁的地方插队，和那里的老乡建立了一生难忘骨肉般的情谊。2008年，大病初愈的他不顾一切地回到养育过的草原。他说是草原上的那座用石头堆成的敖包救了他的性命，他要到敖包面前举行一个仪式，以感谢草原之神对於自己生命的呵护和保守。草原上的蓝天、白云、马头琴、摄人心魄的蒙古长调，这一切都像一架摄像机一样忠实地纪录着一个年代的一个游子对於草原以及草原对於他的情谊。仿佛只有回到那里，才像真正回到了属於自己的家乡，躁动不安的心灵才会真正安静下来。
    我们离开纪念现场时，依然有一些人在舞台上歌唱和拍照，有人因过於激动多喝了一些酒而更加兴奋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瞬间，我觉得他们是一批难得少见的精神贵族。在这个精神颓废的消费时代，他们更加彰显出历经苦难之后的精神之可贵。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下，活出不同而精彩的人生。凤杰和吴援朝先生把我和一直和我们坐在一起的索继生先生送到地铁口。从交谈中得知：索继生先生是满族人，1968年下乡开始知青生活，现在北京雍和宫工作。按照血缘来说，他有着皇族的血统。我给他开玩笑说如果现在清朝还存在的话，他应该是一位王爷。我们在龙泽地铁分手时，他热情地约我有空去他那里玩，并给我留下了地址和电话。
    地铁列车穿过夜色缓缓离去，索先生的热情以及活动现场的热烈场面和一张张热情的面孔依然在眼前闪烁。他们让我想到，如同索先生拥有皇族的血统身份一样，那个特殊年代的知青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最后一批精神贵族——他们是一批靠信念和理想活着的人。而对於这个时代来说，这种生命质地因越来越少而呈现出愈来愈难得的珍贵。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支撑这个世界的精神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群体。他们用自己饱经磨难和创伤的经历给这个世界创造了一批珍贵的精神财富，本身便是一部值得永远记住的活历史。■